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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 空间规划(04.19-04.25)

来源:??????2021/4/29 16:39:48??????点击:
一、贺雪峰:村庄建设的目标是什么

贺雪峰提出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村庄建设的目标不是“强富美”,而是要为缺少城市体面安居能力的相对弱势的广大农民提供在农村的基本保障与返乡退路。

一、

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村庄建设。当前实践部门在村庄建设上已经有了很多探索,也投入了巨额人财物力资源。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美丽村庄建设,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全域旅游,一二三产业融合,甚至按景区标准规划建设贫困村,都是作为乡村振兴重要内容的村庄建设实践。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建设“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强富美”乡村。现在的问题是,实现“强富美”的目标是2050年,即三十年以后的事情,当前全国农村还有2亿多农户,其中有6亿多人仍然居住在农村,有8亿多农村户籍人口。这2亿多农户都承包了农村土地,在农村有宅有房,且绝大多数农户家庭仍然耕种土地,从农业中获取收益。在这样一种农情和国情下面,将“强富美”村庄建设当作当下目标是否合适,就需要讨论。

首先来讨论“农业强”的问题。当前中国有大约20亿亩耕地,有2亿多农户,户均10亩耕地,70%以上家庭仍然耕种自家土地,主要是由留守农村中老年人耕种土地,另外还有比例不等、通过自发流转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主要是无法或不愿外出务工经商青壮年夫妻,通过流入土地形成三、五十亩的经营规模,通过经营农业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中农”在农村社会结构和村庄治理中是地地道道的“中坚农民”,这些“中坚农民”成为村庄治理中的积极分子,成为村组干部的主要来源。

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城市无法为所有农户家庭提供体面就业与安居机会,农户通过代际分工,年轻子女进城,年老父母留守农村、以化解和分散进城压力。这个意义上,正是农业和农村为中国2亿多户八亿多农民提供了就业与收入机会,农业和农村是中国农民的基本保障,也是他们进城失败的退路。因此,农业强不强不是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本,中国农业目前主要是保障粮食安全和保障2亿多户八亿多农民基本生存条件。不能为了农业强就将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赶进城去。只要当前中国农业仍然要为八亿农民提供保障与退路,只要城市还无法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可以安居的稳定就业与较高收入,中国农村土地就应当优先服务于中国农民的就业与收入,就不能人为将土地集中起来发展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在现阶段,单纯强调“农业强”,显得操之过急。

再来讨论“农民富”的问题。有一种片面的认识,认为要让农民富就必须要发展农村产业,或让产业在农村发展起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原因是产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人为在农村发展产业,逆势而动,违反经济规律,是不可能成功的。当前第二产业集中在地级以上城市和沿海城市经济带,县域范围第二产业缺少发展空间。离开第二产业,在农村发展第三产业也就成空中楼阁。即使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也只可能集中在具有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的极少数农村,绝大多数农村是不可能靠发展乡村旅游致富的。在农户众多、户均耕地有限的情况下面,靠农业致富也不可能。极少数地区通过种植经济作物致富,也都集中在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且市场风险巨大的产业上。即使农户因此致富,也不可能推广。一旦推广,所有农户都会陷入到巨大风险当中。这是规律。

那么,农民还有没有致富机会呢?当然有的,这个致富机会就在城市,且实际上农民早在上个世纪就进城务工经商,很多农户都在城市发财致富以致安居乐业了。城市机会向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人开放,农民是中国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他们积极寻找市场机会,自己获得劳动收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城市安居的农民退出农村承包地,由仍然留守农村青壮年农民耕作,留守农民因此可以扩大经营规模,成为“中坚农民”。进城的农民越多,他们让渡出来的农村获利机会就越多,农村自然就会产生出积极捕获取这类获利机会的“中农”。这是自生自发产生出来的“中农”,是“野蛮”生长出来的,具有顽强生命力,他们不套取国家农业政策补贴,他们最具有从事农业的比较优势,他们因此是强大的,是代表当前中国农村最为先进生产力的。反过来,那些依靠国家补贴进入到农业的资本几乎没有能打的,即使套取了国家补贴,也大都很快失败了。这几十年这类教训这实在是比比皆是啊。

也就是说,“农民富”不是靠有能力带领农民致富的救世主,更不可能靠城市资本下乡,而是靠城市,靠市场,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并在城市安居下来,就留给在村农民越多农业获利机会,在村农民就可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占据更多农业市场,提高农产品议价能力,从而靠农业也能获得不低于进城的收入。

最后说“农村美”的问题。农村确实很美,因为农村离自然近,远离城市喧嚣,春播秋收,春华秋实,四季分明。种子埋到土里,发芽,成长,结出果实,这样的食品吃起来最放心。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最好还有小溪小河。白天艳阳高照,晚上月朗星稀。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大都建设得很好了。农业也早已机械化,告别了肩挑人扛,即使农村老年人也可以耕田种地,种花养草。农业生产不再是重体力劳动,农业本身兼具就业与休闲,只要能与土地结合起来,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就可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与意义(收入本身很重要,以及劳动作为一种需要)。因此,农村天然适合老年人的退养。

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农村具有基础设施,生产生活便利,居住环境干净整洁,这样的农村就很美。农村的美不是要按城市标准进行景区打造,也不是要让城市人来下乡旅游,而是农民生产生活方便。按这个标准,当前中国大多数农村已经很美了。当然,农村再多栽一些树,等树长大,有更多鸟飞来安家,就更美了。

“农村美”不是要为城市小资提供休闲去处,这样的去处在特定景区,这些景区由资本与具有区位优势农民共同打造,他们赚城市人的钱。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不可能打造成景区来赚城市人的钱,他们要的是与当前经济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宜居,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体现城市小资“乡愁”的美丽乡村。

当前的中国农民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他们希望进城并能在城市体面安居,如果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就回到农村,毕竟农村生活成本低,是熟人社会,有自己住房,还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农村既是无法体面进城农民的退路,又是留村农民体面生活的保障。

也是因此,“农村美”的关键是要为仍然占到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保障,尤其是要为相对弱势、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保障。“农村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为城市小资提供的,而是为缺少体面进城机会仍然相对弱势农民提供的。以这个标准来看当前全国各地正在投入巨资打造美丽村庄的实践,就真是错得离谱。

二、

基于以上讨论,当前全国乡村振兴的开局存在着太多误区。以下简单讨论。

第一,在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村庄仍然要为2亿多户八亿多农民提供基本保障与返乡退路。除极少数具有区位优势可以打造为景区从而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赚钱的村庄以外,绝大多数村庄建设的重点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基础设施。

第二,在城市化背景下面,产业集中是经济规律,刻意发展乡村产业不可能让农民在农村致富。农民致富的机会在城市,只有大多数农民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才能让渡出农村获利机会。

第三,农村会自然而然顽强生长出来一个“中农”阶层,国家没有必要刻意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没有必要推动城市人才进村,更不应支持城市资本下乡。大量农民进城去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农户家庭会顽强地获取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机会,并因此成为农村的真正主人。

第四,农业强不能变成对一般农户以及老人农业的排斥。老人农业具有顽强生产力且农业本身不仅是就业而且是意义来源,就一定不能将农民从农业中排斥出去。农业强的根本是保障粮食安全,而不是要靠农业赚取利润。相对来讲,种子安全远比抽象讲“农业强”重要得多。种子安全不能靠市场解决,所以国家要重视。在中国2亿多农户仍然具有极强粮食生产能力的情况下面,国家就不要刻意推动资本来代替一般农户。市场条件下面,老人农业比资本农业有更大优势。

第五,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只有市场失败的地方,国家才介入进来。城市向农民开放,所有市场机会都向农民开放,这个时候,致富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中的相对弱势群体,他们进入市场和城市可能失败,国家就要为这些可能失败的农民保留返乡退路。在目前阶段,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为进城失败农民保留返乡退路,以使农民返乡后仍然可以有相对体面的农村生活。至少在目前阶段,乡村振兴不是要让农民不愿进城,或即使农民在城市有了体面安居的条件,也还要有一个比城市更好的消遣去处。

第六,因此,美丽乡村建设中,不是要将乡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而是要让乡村可以低成本地维持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为难以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农民提供农村的体面生活。正是在农村获得体面生活的成本比城市低,相对弱势的农民才可能在农村体面生活。现在美丽乡村建设大都是在为富人建设乡村,本质上是排斥农民的,因此方向是错误的。

小结一下。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村庄建设的目标不是“强富美”,而是要为缺少城市体面安居能力的相对弱势的广大农民提供在农村的基本保障与返乡退路。美丽乡村建设不是要建设一个比城市更好更宜居的乡村,而是要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障,从而让农民可以在农村获得水平相对较低却也体面的农村生活。


二、周其仁谈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三大潜力需求亟需得到满足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谈及乡村振兴话题时表示,更好地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应当抓住国民经济对乡村提出的三大潜在需求。

周其仁表示,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升,但三农仍然是国民经济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农业现代化程度仍较低,务农人口收入相较其他行业还较低。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来源于何处?周其仁认为,讨论乡村振兴的潜力不能单单从乡村着眼,而应当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

“要看整个国民经济对乡村、对农民、对农业还有哪些潜在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抓住这些潜在需求,就能把三农问题解决地更好一点。”周其仁说。

周其仁表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大量要素从乡村被抽到城市,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大量离开农村。这是过去几十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

但近年来的观察显示,高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也对乡村提出了三大新的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

第一,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特别是对较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中国消费中最大的开支是食品,食品消费必定涉农,但目前很多食品需求高度依赖国际贸易。

周其仁表示,近期观察到的变化是,食品消费对“新鲜”的需求越来越高,而“新鲜”就对“距离”有一定要求。

“去年的新冠疫情也给了我们启发,长途冷链物流供应的模式受到反思,很可能要发生变化,要转向和消费地更接近的地方直接供应,这样也可以降低碳排放压力。”周其仁说。

周其仁表示,国民经济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非常重要,因此城市周边的农村有很大的潜力需要发展。“现在的问题是在城市经济中农业占比太小,城市周边的农村虽然非常靠近消费中心,但农业在城市经济决策中的比例太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说。

其他两大潜在需求分别是:第二,城市居民要到乡村度假,靠近景点的农村还不够美观。第三,新技术也可以在农业农村建设中找到应用场景,高科技可以应用到农业。

周其仁强调,不仅要看到乡村振兴的潜力,更要看到这些潜力在什么地方,要针对这些潜力去除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将潜力发挥出来。

周其仁表示,“内生动力”的“内”的概念要看得更宽一些,注重乡村与城市的相互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每个分支要通过满足别人的需求来发展自己,这个道理城乡一致。农村在过去的发展中提供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仍不够高。仅仅靠把收入从高收入地区转移过去是不够的,所谓的内生动力一定要创造给别的部门提供优质产品、优质服务的机会。”他说。